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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以“二重证据法”推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 ----访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
2012年11月01日

  李学勤,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古文字学和文献学。“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负责“清华简”的研究工作。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51年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曾担任侯外庐的助手。1991年至1998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自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以来,该思潮便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近日,本报记者对李先生进行了专访。访谈中,李先生就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相互照应关系,中西方考古学比较,古文字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以及先秦史研究等问题向记者做了详细介绍。

  1 辩证地对古代作出合理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报》:“走出疑古时代”在史学界、考古界产生巨大影响,许多人评价说这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疑古思潮的一种回应与总结。能谈一下您当时提出这个说法的缘起吗?您又是如何看待疑古思潮的?

  李学勤:关于“走出疑古时代”我做出过几次声明,这是1992年我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当时,出土了许多竹简、帛书的材料,而对于古代历史,特别是作为历史寄托的古典文献和书的真实性在过去有很多质疑。新的考古发现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就需要讨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所以便作了一个发言。后来我的书也使用了这个名字,该说法就不胫而走了。

  “走出疑古时代”涉及我们对古代文献的看法。所谓“古史辨”,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事实上就是古书辨,我们对古史的了解长时间以来都是通过古书而来。如果说古书很多都是不可信的、伪造的,或者不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那么古史的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了。那时候古史辨运动就有一种说法叫做“东周以上无史”,认为东周以上没有真正的历史,都是传说,这样一来中国的历史就变得很短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后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包括有文字和无文字的),逐渐认识到古代不是不可认识的,古代的文献和传说里有很多可信的因素。这样就超出了过去的“疑古时代”。该想法其实很简单,也不是我最先提出来的。

  疑古思潮笼罩了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晚清民初的康有为以及崔适。所以后来顾颉刚先生说,他的工作从胡适处继承,但也受到了康、崔的陶冶。我要特别声明,我一直认为疑古思潮是进步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它也有不足之处。我们说“走出疑古时代”,就是要克服它的不足之处,而不是回到疑古派所说的信古时代。信古是相对疑古而言,认为古书上所说都是真的。康有为等人当时的疑古思想在文化上是进步的,但并不代表都是好的。王国维先生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疑古思潮的)怀疑精神是好的,但建设性不够,他主张“二重证据法”,把地下和地上的结合起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信古、疑古、释古”最早由冯友兰先生提出,您曾经就这一问题作出专门分析,认为这并不是三个连续的阶段而是并列的三种趋势。现在您是否依然这样看?

  李学勤:冯先生说的是辩证法的一种思想。真正分析起来,本没有什么叫做信古,有了疑古相对来说才有了信古。释古则是在疑古基础上再提高一下,对古代进行合理的解释。所以,可以说是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个不同的趋势。

  2  新考古发现促学术史重写

  《中国社会科学报》:“重写学术史”是您的一项重要提议。学术史的“重写”意味着很多情况,其中一种就是对各派学说在历史上的地位、影响的重新评估。您所说的“重写学术史”是否有这个层面的诉求?

  李学勤:所谓“重写学术史”也是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而提出的一个说法。上海有很多学者都这样讲过。

  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了很多古代的东西,特别是从战国时代开始到秦汉魏晋的相关文献的发现(诸如竹简、帛书等),对这些材料的整理开辟了一个新世界。比如,过去疑古一派,包括日本的学者都认为没有《孙膑兵法》,《孙膑兵法》只是《孙子兵法》的误解,从而将它彻底否定。但70年代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一起被发掘了出来。再比如,过去一段时期我们认为黄老学派讲的是隐士、清静无为等,但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书》,一看就是黄老学说,其思想却完全不是隐士的,而是进取的,甚至还有关于战争的论述。这样再去看战国时期有关黄老的文献,就会发现确实如此。

  此外,我们不仅可以确定某些古书是真,还可以确定某些是伪。比如东晋时候开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经过宋、明、清几朝学者的考证,证明它是一本伪书。可是一直到近些年,仍有人在为该书翻案。现在的“清华简”研究也出现了真正的《古文尚书》,发现它(《伪古文尚书》)完全是伪书。“重写学术史”不是要把过去假的都变成真的,也绝对不会后退到“信古”阶段上去。

  3  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古文字学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古文字学家,对简帛文字、甲骨文、金文均有研究;在谈及青铜器研究时,您也曾指出应以考古学为出发点,进行多角度研究。在您看来,古文字研究在考古学中是何地位?古文字研究与考古学的其他因素应当怎样结合起来?

  李学勤:古文字学是一个多领域交叉学科,学古文字的理想要求是兼有历史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的知识,最重要的是要懂得考古学。从研究对象来说,我一直认为古文字学是考古学的一部分,因为它的研究内容是从考古得来的文字遗物。先前提到的“二重证据法”,就是把地下的文物和地上的传世文献互相印证来进行研究,这个方法到今天依然很重要。

  考古学过去在中国叫做“金石学”,比较偏重文字。中国的考古学同西方相比有很大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差别就是我们更多地结合历史文献、历史学来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古文字学介乎这二者之间,既是文字又是考古,起着独特的作用。西方考古学,其前身是从古物学而来,主要是和艺术史相结合。同时,西方考古学还有一个明显的研究方向,即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观点出发。东西方两种传统各有长处,我们今天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这样对考古学的研究将会更全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古文字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您有何看法?

  李学勤:古文字学是广义的考古学的组成部分,而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文科性的科学)是没有异议的。我所努力的方向就是将考古学的科学方法更多地应用于古文字学中,使该学科进一步科学化。比如说,在甲骨学方面,我的主要工作是把考古最基本的一些方法用在甲骨分期上,现在一般称作“两系说”,算是我的一点贡献;在青铜器研究方面也是一些基本的方法,但我还要继续学习。

  4  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应从教育做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多次提到“二重证据法”,可否谈谈这一方法的独特意义?

  李学勤:“二重证据法”是指将地下的考古文物材料和传世文献进行对比,也就是将历史学和考古学相配合、相结合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

  最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分类表上将世界史和考古学定为一级学科。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考古学作为大学学科开始培养人才是从1952年开始的,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了国内第一个考古专业。那时候,因为考古学在历史系里面,所以大家上课的隔阂和问题比较少。可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历史学和考古学在高等教育里面越来越分开,现在很多学校甚至出现了两者互不往来的情况。这就造成有些考古工作者对文献不太熟悉,很容易出现错误;反之,学历史学的,特别是学习断代史等和考古联系密切的历史的人对考古也不熟悉。当前,还有些学校成立了独立的考古学学院,不是系之内外的关系,而是学院之间的关系。这会影响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特别小心。

  现在总有些人鼓吹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但西方考古学中并没有太多对文献的涉及,他们往往是从人类学和美术史的角度展开研究,这点与中国考古学有很大不同。我们可以学习,但不能丢掉自己的本色。总之,对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结合需要我们从教育层面进一步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看待学界当初对“清华简”真伪的质疑?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清华简”的研究成果。

  李学勤:我认为有些质疑不可避免,特别是大家刚刚知道“清华简”的时候。因为“清华简”不是考古发掘出来的,而是通过校友从香港抢救回来的,没有明确的出土记录,所以有怀疑是很合理的事情,甚至说是不可缺少的。目前,“清华简”报告已出了两辑,2010年出的第一辑,2011年出的第二辑,第三辑也将于今年底出版。

  “清华简”的内容以一些经典文献为主,现在有2500枚左右(包括断的)的简,复原起来至少有1700—1800枚完整的简,当然在传流过程中也会损失一些。现在估计,“清华简”中有60至70篇左右的文献。我们在整理研究中发现,其内容着实太难太深奥了。比如第三辑里面的两篇诗,完全可以和《诗经》相比,而且明确说明是周公和周成王作的,这样的东西很难得。这些新发掘的部分将来都是经典文献,我们不过是做一些基础工作。估计最后总共会有十三辑或更多报告,但每年只能做一辑,这个工作比较繁重。

  5  先秦史研究亟须理论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先秦史的研究现状?对未来先秦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又有何期待?

  李学勤:古书中说“先秦”这个词一般指的时间并不长。现在所说的先秦史则基本是秦以前的历史都算,或者说秦以前到文明起源开始,这与古书是有差别的。我认为先秦的历史是很有长度的,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距今就是5000年,而秦的统一是公元前221年的事,这中间就有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先秦太长了,我们应该把它分成几个段落来研究。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起是一个阶段;而后有些学者主张把虞代和夏商周放在一起(也就是有四代),这算是一个阶段;到了商代晚期,有甲骨文后的历史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先秦史和考古学是结合最密切的,考古学会不断推动先秦史的发展。但是我认为,先秦史的发展不仅需要考古学的发现和历史学的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定要有理论。今天的先秦史在理论方面比较薄弱。国际上有些学者总认为中国历史没有理论,事实并非如此。过去,我们曾就先秦史理论讨论过很长一段时间,但现在却不太为人注意。

  今天的先秦史研究,主要是由传统文献研究和现代考古学的考古发现而来,所以一定要有考古发现。但是,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先秦史理论研究便开创了新的局面。代表作是1929年创作、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一经出版,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先秦史理论讨论的热潮,即我们所说的 “中国社会史论战”。该论战紧接在苏联和日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之后,在中国影响很大。我认为这些理论方面的传统应该继续下去,文献、考古材料要有,但同时还要提高到理论的层面。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也是如此,不仅仅研究起源还研究其发展途径,将来一定会对整个人类历史研究作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考古学、先秦史等研究在传承方面有哪些可以借鉴前人的地方?

  李学勤:我们的研究建立于前人的基础之上,特别是清代发达的“金石学”,这都属于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我认为,不仅要了解清代的研究成果,还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时代。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代人当前工作所继承的基础,不是像梁启超、钱穆写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那个基础。他们是从清代学术而来,所以可以在总结清代的经验教训方面做大量工作。今天的学者也应该以20世纪的学术为基础进行发展。20世纪学术史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是最实用、最有意义的。

  说到对前人的学习,首先是传承创新问题,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风。比如,我在前不久举办的“《文史》创办50年出刊百辑纪念座谈会”上提到,现在大家很喜欢讲国学,并掀起一阵阵的“国学热”。但我认为,目前在国学研究方面有时还有很多缺点,最明显的是浮躁、空疏、功利,这三条与传统文化的根本点,即沉潜的、切实的、非功利的、超越的刚好相反。所以,国学这么发展下去肯定会出现问题。

  另外,我认为社会公众对考古文物应该有一个更加端正的认识和更实际的知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保护现存的考古文物。文物之所以遭到破坏,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知识,所以,正确的认知对文物保护有好处。须知,考古的对象均是不可逆的、有限的,而且目前仍在不断衰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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